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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抗日将星张维翰
石湾 2007-06-22 15:28
 
      刚刚逝去的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包括不少国民党将领在内的抗日英雄事迹在媒体上广为传扬,然而,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的张维翰却被人遗忘了。可是,当我们回望星汉灿烂的历史天空,他也本是一颗耀眼的抗日将星啊!
  要说张维翰不该被遗忘,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因为他的功绩在鲁西北抗战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毛主席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评价说:“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们应该记得,“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致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当年,周总理为之十分震惊,对煤炭部和矿院的“造反派”多次进行严厉的批评。周总理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他死后你们也不向我报告,使我无法向中央交代。我现在很难过,对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干,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我们很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嘛!”周总理所说的“我们”,其中就包括张维翰,他也是张霖之“几十年的战友”。而他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的结识,正是在鲁西北聊城一带的抗日战场上!
  张霖之当年是以中共山东省委代表的身份到鲁西北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因那时党组织在这块抗日根据地还处于半公开状态,他和鲁西北特委的几个领导成员,如赵伊坪、张郁光、姚第鸿,都在以张维翰为处长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任职。政训处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并使聊城赢得了“小延安”的美称。当时共产党派到鲁西北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老红军,有地下党员,有当地的新干部,也有来自平津一带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批干部在建国后大多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临到“文革”灾祸从天而降,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运动的冲击和受所谓“黑帮分子”张霖之的牵连……
  张霖之被迫害致死时,张维翰也已关进“牛棚”。在接受审查期间,前来找他外调的专案人员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他被提审了十多次。面对造反派的淫威,他有一说一,决不动摇,先后为当年的战友和相关人员实事求是地写了一千多份证明材料。这是因为,赵伊坪、张郁光、姚第鸿等战友都早已壮烈牺牲,惟有时任政训处处长(后称政治部主任)兼党所掌握的第十支队司令员的张维翰,最熟悉和最了解那段历史,证明这一大批干部清白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因此,为了对每一个战友的生命和历史负责,“文革”中他在国家体委也就创造了写外调证明材料的最高纪录!
  正因为张维翰有许多相交“几十年的战友”,所以,当他在1979年10月11日逝世,于27日开追悼会时,送花圈和到八宝山为他送行的老战友特别多。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接到体委办公厅的报告后,最先回电,说张维翰同志是首长当年的直接下级,要送花圈表示哀悼。紧接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另两位老首长: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也委托秘书打来电话,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穷及张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将军,段君毅、王从吾等几十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则参加了追悼会。原国家体委的一位干部回忆说,国家体委很少为一名干部开过这么高规格的追悼会了,那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前停满了红旗牌轿车,前来参加追悼会的高级将领太多了,给人的感觉,张维翰至少应该是个省军级的领导干部。哪知他1955年授衔时只是个大校,转业到体委后,也只是个司局级干部呢!
  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了上百幅张维翰的老照片,其中竟然没有一幅他穿着佩戴大校肩章的军装照。于是我想,这是为什么?在查阅了他生前珍藏的一本《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之后,我从该书中的《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主官姓名一览表》上看到,当时与他平级(旅长、旅政委或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干部,无不是开国上将或中将,还有几位当了大军区司令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就职位与待遇而言,相差之大,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可是,这是他既不情愿又不得不承受的铁的事实。就连他当年的警卫员,在参加他的追悼会时,也已经是军、师级干部。张维翰的妻子范树瑜,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1940年在战斗中负伤,是二等残废军人,张维翰逝世时,她在北京珐琅厂任工会主席,只是行政20级,月工资仅70元。那时,全家和别人合住在一个简易楼里,楼道狭窄、灯光昏暗,因有好些将军和高级干部来家吊唁,体委的工作人员才急忙赶来帮着清理楼道里的杂物,临时换上了几只明亮的大灯泡……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张维翰当年是邓小平的直接下属,更令他们大惑不解的是,一个1927年就参加革命活动、抗战前夕入党的老干部,晚景怎这般凄凉? 说实在的,张维翰在后半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是一两句话就可说清楚的,还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一起去细细寻找张维翰留在人生道路上的斑驳脚印吧。
  
  是同窗十余载的彭雪枫,把他引上了革命征途
  
  知识分子出身的张维翰有一个保存历史档案资料的好习惯。众所周知,无论是谁,一旦参加革命工作,随着岁月和岗位的变迁,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填写各式各样的履历表。张维翰每填一次履历表,都会复制一份留作个人档案。在每一份履历表的“入党介绍人”栏里,他填的都是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彭雪枫。
  熟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读者朋友都会知道,彭雪枫是新四军在前线牺牲的最高将领——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维翰与彭雪枫的结识是在1915年,那时他才9岁,随母亲来到北平,进了由冯玉祥办的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1922年改名为育德中学),他不仅与彭雪枫同班,而且总在生活上资助彭雪枫,成了他最要好的同学。他俩的同窗之谊,一直延续到此后也是冯玉祥所办的开封政训学院和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
  翻开中共党史,觉悟最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一批新青年,而他们,往往是在中学或大学就形成了革命群落,如湖南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出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南开中学,出现了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而张维翰所上的育德中学,校长是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解放后任政务院典礼局长),不仅准许成立学生自治会,阅读进步书籍,而且在“五卅惨案”后,还准许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组织下乡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而当时东城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张维翰的挚友彭雪枫。彭雪枫是冯玉祥部军官彭雨亭的侄子,他在学生运动中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很强的感染
力。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的张维翰不仅节衣缩食,帮彭雪枫交学费,而且还因他喜爱运动,体魄强壮,就仿佛成了彭雪枫和一群左翼同学的保镖。彭雪枫在校时(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6年转入共产党,从育德学校到开封政训学院(院长仍是余心清),团结在彭雪枫周围的赵伊坪、赵子众、牛连文、王冠英和张维翰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群落。
  由于同学们常与彭雪枫聚集在一起看进步书籍,分析时局,探求革命真谛,并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便引起了校方和反动学生的注意,不断放出他们思想激进是共产党的风来,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企图予以惩治。1926年韩复榘公开投靠蒋介石,倒了冯玉祥的戈,学院内立即充满白色恐怖气氛,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于是便连夜逃离学校,到农村隐匿起来。待到1929年八九月间,风声渐息,张维翰才又约集了彭雪枫、赵子众,一起考入了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张维翰在1952年8月写的一份自传中说:“在这个学校(北平民国大学)我所接近的人一部分是育德同学,如彭雪枫同班多年,感情最好,经常劝我做一个革命战士,给我影响最大。”
  张维翰本是农家子弟出身,幼时家境贫寒,全家以务农无法维持生计,大哥兼以卖豆腐资助家庭,二哥、三哥则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兵。其二哥张维玺入冯玉祥部队后,因在北伐中战功卓著而不断得到提升,到1920年时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团团长,这才使他们的家境随之富了起来。排行老五的他,也便有了随母亲由山东馆陶县(解放后划归河北省)南彦寺村到北平上学的机会。临到他上大学时,其二哥张维玺已经是冯玉祥部第十三路军的军长以至方面军总司令了,张家的事业也到了顶峰,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大户。可张维翰在北平求学过着长期独立的生活,虽家境富有,却因受彭雪枫、赵伊坪、赵子众等共产党员的思想熏陶,主动接受了革命理论,大学毕业后,更是决心背叛地主家庭,凭着一腔热血和正义感,去闯一条自己的路。他仅在二哥给他介绍的河南省民政厅第一科当了四十天办事员,就于1933年11月只身奔赴山东工作。他血气方刚,疾恶如仇,工作中屡受挫折。1936年2月,他在由县长训练班分配到牟平县实习任秘书科长期间,恰好省民政厅调县长王照旭到南京集训,由他代理县长职务。他在三个月的工作实践中,接触到许多案件,发现县长王照旭鱼肉百姓,有贪污嫌疑,便亲自下乡调查核实后,到省民政厅向厅长李树椿作了举报。谁料李与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不但不查处王的贪污罪行,反而诬陷他企图篡夺王的县长职位,密谋迫害他。在此情况下,他干脆甩手不干了,去聊城投奔了有民族爱国思想的刚由沂水县县长升任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的范筑先。
  投奔范筑先,这是张维翰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之所以投奔范筑先,是因为他对范筑先的正义廉洁、刚直不阿早有所闻,而且范筑先和他是同乡同村,1930年曾在他二哥张维玺第十三路军和南路军总司令部任高级参议,协助张维玺指挥部队与蒋部激战于京汉线河南漯河、北舞渡一线。后冯、阎兵败,他与张维玺一起到天津隐居。“九·一八”事变后,范筑先对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丧权辱国十分愤慨,才经张维玺推荐再次出山,到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因此,范筑先对由张维玺介绍来的张维翰,是十分欢迎和信任的,当即委以专员秘书的重任。
  1937年初夏,张维翰忽然接到了彭雪枫的来信,约他到北平晤面。自1929年底分别之后,彭雪枫到上海找党,后奉命到江西苏区工作,曾给他来过信,反围剿战斗开始后,便就失去了联系,相互生死不明。而张维翰收到彭雪枫来信之日,正值专署内以他为首的左翼势力同国民党CC派争夺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领导权斗争最为激烈之时,他想,彭雪枫富有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经验,一定能教他以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便立即动身赶往北平,在东郊民巷的一个旅馆里与彭雪枫见了面。老同学久别重逢,当然有千言万语要说。彭雪枫告诉张维翰,他与张维翰中断书信来往之后,就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随后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后又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通过大草原……已成长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青年将领。彭雪枫还告诉张维翰,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他如今是中共华北联络局书记、中央驻山西太原的代表,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到北方来做统战工作的,并向张维翰详细讲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张维翰深受启发和鼓舞。
  彭雪枫还告诉张维翰,这些年来始终未忘同窗之谊,时刻牵挂在心,从在北平的育德中学老同学那里一打听到他的下落,就给他写了信。张维翰听了很受感动,并告诉彭雪枫,他已在济南联络了陈占云、冯惊涛、高谊之等在韩复榘第三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的原育德中学同学,约定一旦抗战爆发,决不撤退,一起到敌后打游击。原育德中学的老同学,除他和牛连文外,赵伊坪也在前不久到了聊城。他亲自向范筑先推荐赵伊坪,经过两次面试,范筑先认为赵伊坪很有政治见解,也很有学问,已被录用为专员公署秘书科的办事员。彭雪枫本是赵伊坪的入党介绍人,得知此信息,自然格外高兴,再听张维翰介绍了鲁西北一带的地理民情和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的情况,便认为鲁西北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决定随他到山东走一趟,去做实地考察。
  张维翰在北平住了十多天后,便陪彭雪枫前往山东。他们先在济南见了陈占云、冯惊涛和高谊之,于5月中旬抵达聊城,与赵伊坪、牛连文会面,不仅帮助赵伊坪接上了与中共山东省委的关系,而且还与赵伊坪一起介绍他和牛连文入了党。张维翰后来在自传里写道:“我和彭雪枫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事迹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他鼓励我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使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认识到要救国拯民就非得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不可,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当我向他提出入党的请求时,他当即回答:‘可以。’”因他和赵伊坪、牛连文都在山东省第六专署做事,专署内从此就诞生了党组织。因当时张维翰在第六专署政训处任处长,赵伊坪、牛连文是政训处的工作人员,所以政训处就成了党组织公开对外的领导机构,以后则改为山东省第六抗日游击司令部政
治部(张维翰任政治部主任)。
  彭雪枫在聊城住了七天。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他就当时鲁西北的形势对赵伊坪、张维翰和牛连文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明确指出:当前我们党内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对省立第三师范国民党CC派的斗争,在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可暂停一下,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同时,他还强调,鲁西北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的民众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宋、明、清三个朝代都有过农民起义。倘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极为有利。他特别重视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和鲁西北根据地的建立,5月20日,临行前还一再叮嘱他们说:“范筑先是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人,为人正直,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不满。他掌握着鲁西北的政权,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你们除积蓄抗日力量准备组织部队外,更重要的是做范筑先的团结工作,争取他同我党合作抗战。这样,我想是一定能在这里建立起一块抗日根据地的。”因此,彭雪枫的聊城之行,不只是为张维翰踏上革命征途点亮了指路明灯,而且也为鲁西北的历史揭开了新纪元!
  
  在他心目中,民族英雄范筑先是“鲁西北的好父亲”
  
  1938年7月,曾是朱德总司令秘书的作家刘白羽和欧阳山尊、汪洋等延安文艺工作组的几位青年朋友,在周恩来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偷偷越过日军的封锁线,陪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到鲁西北访问,与范筑先将军会晤。刘白羽后来在题为《记范筑先将军》的报告文学中,热情赞颂他是“鲁西北的太阳,鲁西北的父亲”。刘白羽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会晤他的情景:“他一面谈,常常一只手捋着长长的胡须,满脸露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我知道,在鲁西北,就有很多年轻的同志,当他们偶然想到远方,想到离开那儿的时候,老头这张有胡须有笑容的脸,每一次都坚定了他们——如果说鲁西北角像一个家,那么,老头就是家长,他在每一个孩子心里留着做父亲的慈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日军民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威望。
  卡尔逊是第一个深入到华北抗日根据地访问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受到了范筑先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十天的时间里,范筑先向卡尔逊详细叙述了鲁西北根据地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建立和成长的经过,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陪卡尔逊走访了阳谷、朝城、观城和濮县,沿途观看日寇占领期间犯下的抢掠烧杀的罪行。每到一地,都举行群众欢迎大会,请卡尔逊发表演讲。卡尔逊和范筑先激情澎湃的精彩演讲往往要持续两三个小时,无论是在烈日之下还是在漆黑的夜晚,会场上到处都是情绪蓬勃的人群和一片欢呼声,显示了鲁西北军民高涨的抗日士气,令卡尔逊深受感动。他回国后,先是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的游击战争》一文,随后又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记录下了他在鲁西北访问的感人情景。他不仅把范筑先称作为“我们的全部旅行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且还这样写道:“目前在他的指挥下有十万人的游击队。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相信代议制政府。他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了他所能实行的一切改革,看来人民是同他充分合作的。”卡尔逊在赞赏范筑先英勇抗战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映现出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生动局面,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知道,在中国的山东西北部,有一块飘扬着抗日旗帜的英雄土地。
  说到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离不开张维翰这个代表共产党公开出面做范筑先将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角色。
  此事还得再从彭雪枫聊城之行说起。彭雪枫在聊城时,与张维翰同住在专员公署内,张维翰曾以同学的名义介绍给范筑先认识,但未暴露其真实身份。彭雪枫走后,张维翰和赵伊坪立即动手主编了一个抗战壁报贴在光岳楼下,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宣传全民抗战思想,并把彭雪枫代表中共中央来聊城的情况向范筑先作了详细的汇报。范筑先听后,点头赞许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主张很对,不用红军战法是不能打败日本的。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不能得到拯救。”范筑先还很不满意地对张维翰说:“红军代表来了,你为什么对我保密?自作主张!”张维翰连忙解释说:“目前共产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在山东省尚未公开。一方面他没有中央指示不便公开露面,另一方面你是韩复榘的重要官员,也不便和你公开接谈。倘若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我们马上可以与他们联系,他们可以派代表来,你就可以直接与他们面谈。”经这一解释,范筑先才微笑地点头。由此,张维翰也摸到了范筑先心中的底数,增强了在鲁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鲁西北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地民众起义武装扯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号,纷纷揭竿而起,地主老财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也相继拉起民团武装,相互矛盾,各霸一方。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张维翰遵照彭雪枫同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邀请范筑先与原西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一起在济南津浦宾馆座谈抗战形势。因范筑先和他们是老相识,又都是正直、爱国的军人,所以谈得很融洽,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战而退都十分愤慨,为中国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张维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赞成,激动地表示:“我们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要依靠共产党留在自己的家乡,同日寇血战到底!”
  就在这次会上,范筑先主动提出,要张维翰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张维翰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后,省委立即派了姚第鸿同志到聊城,范筑先委任他为专署秘书。10月初,日寇占领了德州,侵入鲁北。范筑先又急忙派张维翰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六区协同抗战,省委又派出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等12名同志到六区任政训干事,并在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了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240名思想进步的学员,随张维翰一起来到聊城。而此时,正值范筑先接到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的命令。张维翰心里很着急,劝他不要执行韩复榘的命令,并表示了自己要留下抗战的坚定决心。范筑先犹豫了一下,对张维翰说:“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当即委任张维翰为代理县长,给他和坚决要求留城的42名青年学员留下二十多条枪和一千元现金。10月16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后,第二天下午,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并把42名学员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看管起来。为了学员们的安全,张维翰以代县长的名义假意周旋,
并设晚宴招待齐子修。齐子修有些醉意时,张维翰悄然离席。齐子修发现张维翰躲走之后,深恐被地方民团消灭,也连夜逃出了城。张维翰又回到专署,发现42名学员已不知去向,便急忙赶赴齐河找范筑先。范筑先听张维翰汇报了齐子修骗城的经过,脸色抑郁,心情沉重,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学员。当晚,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做出了立即班师回聊城的决定。
  回到聊城后,范筑先又主持召开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昴的讲话。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日本鬼子蹂躏我民族,灭亡我国家,我们要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者我二律欢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战,大家要共体此义,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把日寇赶出中国!”范筑先已年近花甲,讲话声音铿锵洪亮,抖动着花白胡子,更显得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令在场者无不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范筑先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抗战决心确实感天动地,但他自己的部队当时只有一个保安营,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中共山东省委随即派组织部长张霖之来到聊城,进一步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协助范筑先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又派洪涛、王幼平、金维国等二十余名红军干部,来加强军事工作,并和原鲁西北地方党的同志一起,成立了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范筑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决依靠这些中共派来的干部和学员,毅然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张维翰为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训处任职。这样,实际上政训处就成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范筑先先后将多股民众起义武装和民团武装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组成了35个支队,号称“十万铁军”!张维翰通过自己在当地的关系和威望,亲自收编和整编的各类民众武装就在万人以上,曾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面对架在脖子上的刀枪,从容应对,晓以大义,颇有传奇色彩。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北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此外,还有在特委影响和协助下组成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每个支队,范筑先都请政训处委派了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与此同时,范筑先几乎跑遍了整个鲁西北地区,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先后任命了十多个青年共产党员当县长……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了,并成为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典范。
  在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最先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是范筑先第二次拒绝韩复榘下达的撤退命令。那是1937年11月初,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反攻石家庄失败后,于14日经聊城向黄河南岸退却,日寇跟踪侵入鲁西北,临清、高唐等城镇相继失陷,鲁西北形势骤然危急起来。韩复榘复命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在此关键时刻,张维翰接到张霖之的指示,要他和姚第鸿对范筑先做好说服工作,坚定其抗战决心。当时范筑先在收复了高唐、夏津县城之后,正在返回聊城途中,张维翰在博平西关小店找到了他,反复向他阐述抗战形势,再次劝他坚持敌后抗日。范筑先听完张维翰的意见后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晚上11点多钟了,他还不睡觉,在屋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不一会儿,他突然停下,很坚决地对秘书张孟龙说:“你拟一个电稿,通电全国,说明咱们守土有责,誓不渡黄河南撤,并呼吁他们接济咱们军饷、武器,让咱们血战到底!”18日零时20分拟完了电稿,19日中午范筑先率专署人员回到聊城。张维翰和姚第鸿骑自行车先赶回聊城,指示政训处发动救亡团体,沿途张贴标语,并组织群众上街列队欢迎。见此情景,范筑先将军和全体官兵都振奋不已。当天晚上,专署召开政军干部会议,在会上,又是张维翰等几个共产党员力排众议,说服了大家,使会议通过了电稿。第二天早晨,就以范筑先的名义公开向蒋介石、韩复榘发出:
  慨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到,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职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毗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惟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
  皓电发表后,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同时也使鲁西北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2月26日,日军为渡黄河进袭泰安,钳击济南,从禹城出动步骑炮混合部队三百多人,侵占了高唐、博平、茬平交界处的南镇,企图经茌平到东阿的滑口过黄河。范筑先得到情报后,立即令博平、茌平的民团四五百人,各带炸药、手榴弹、地雷等前去阻击。第二天,他率兵赶赴南镇布防,随后与敌展开激战,将敌击退,毙伤敌百余人,粉碎了日军渡黄河南下的计划。敌台在广播中惊称:“在南镇见到中国百姓参加作战,这还是开战以来第一次。”
  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进行的战斗就达百次之多。
  范筑先将军善于捕捉战机,主动打击敌人。他不仅一次次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而且还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濮县七里堂战斗中,炮火十分猛烈,他奋不顾身,亲自端起机枪扫射敌人。援军到后,又率部反击,经过白刃格斗,击溃了敌人的进攻。
  为了加强鲁西北抗日军和八路军的联系,范筑先将军接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由张维翰、袁仲贤、姚第鸿等陪同,于1938年6月21日渡过卫河抵达威县,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徐向前在会谈时分析了徐州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并着重阐述了毛主席的打持久战的思想,会后又陪范筑先参观了参谋训练队,看了一些战例和沙盘作业,给范筑先以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归程中,途径馆陶县城,范筑先在张维翰的陪同下,检阅了第十支队机枪营。在看完机枪营的军事演习后,他说:“这次威县之行,我们受到八路军负责干部的热情接待,还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部队,人家八路军的战斗力所以那样顽强,主要是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严格的纪律。单靠旧式的雇佣军队是打不败日本鬼子的,我们必须向八路军学习!”
  仗越打越残酷。1938年8月,范筑先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在济南战役中英勇牺牲,噩耗传来,范筑先将军立即命令年仅22岁的二女儿树琨继任青年挺进大
队长,树琨含着热泪从他手中接过树民遗留下的手枪,就带领挺进队员们为树民和乡亲们报仇雪恨去了。范筑先还劝他的夫人武治国说:“树民的牺牲,是咱范家的光荣,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抗日是长期的,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胜利?我们就是要以生命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和子孙万代不当亡国奴!”……
  范筑先将军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了张维翰,作为政治部主任,他在聊城东关外的华陀庙路南,主持了范树民烈士的追悼大会,并代表鲁西北军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向范筑先将军表示深深的敬意,他激动地说:“范司令,我们为鲁西北有你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
  
  为活捉他,日伪军曾悬赏十万大洋
  
  就在范树民英勇牺牲三个月后,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将军在抗击日寇进攻聊城时壮烈殉国。消息传出后,举国哀悼。12月23日,重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林森和朱德、彭德怀等国共两党的许多领导人分别送了挽联。其中,吴玉章、董必武送的挽联是:
  三友见精神松体道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老气苍直到岁寒全晚节
  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卫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纾国难绍遗风
  上联形象地歌颂了范筑先将军的英雄业绩和民族气节,下联则完整地概括了范筑先将军一家继承其遗志的英勇行为和高尚精神。而这“一门尽忠义”中,除范树民外,不仅有他在世时就让张维翰协助联系送往延安抗大学习的长子树中、长女树清和小女儿树琬,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的养女树瑜。树瑜本是范筑先的侄女,因幼年丧母,不堪忍受继母的歧视和虐待,从小就投奔伯父,生活在他家里,由他抚养教育成人。抗战爆发后,范筑先就送年仅17岁的树瑜到抗日政训学校学习。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政训学校撤出聊城时,她回家见伯父。她问范筑先:“敌人已逼近城关,你怎么办?快出城吧!”范筑先说:“我还要指挥部队,你们快到冠县去找第十支队。”谁料这句话成了她和伯父的诀别之辞。她一到冠县,就听说聊城失陷,伯父已壮烈殉国。她悲痛之余,想到临别前伯父叫她去找第十支队,而第十支队是共产党组建的革命武装,这就分明是嘱咐她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
  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由共产党直接组建和领导的革命武装共有六个支队,10500人。由于这六个支队的一切制度和八路军相同,和鲁西北的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在历次战斗中更是越战越勇,打出了威风,早已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核心武装。范树瑜知道,在这六个支队中,尤以张维翰为司令员的第十支队规模最大,战功最为显赫。与此同时,她也知道,张维翰司令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十支队在1937年底杀了馆陶县县城内的大汉奸张向斗后,日寇疯狂反扑,不久就占领了馆陶县城。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急忙勾结日伪军包围南彦寺村,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并悬赏十万大洋活捉张维翰。幸好张维翰的家人(包括他妻子和三孩子在内的好几十口人)在临被包围前两三个小时得到消息,匆匆出走,才幸免于害。日伪军进村后扑了个空,就放火烧光了张维翰家的全部房屋,抢走了全部牲口……1938年春,馆陶县收复后,张维翰不仅由县长牛连文经手把他家残存的住房和全部土地(四百亩)交为公有,而且把两千多现大洋的家产用于购置武器弹药,在第十支队装备了一个机枪营。因此,对第十支队和张维翰,范树瑜是早就心怀敬佩之情了。
  范筑先殉国、聊城失陷之后,中共鲁西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范筑先的未竟事业必须由我党来完成,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决不能落到国民党手中。为此,会议决定由张维翰来代理六区专员和游击司令,并以其名义发布告示,来安定民心。未料国民党鲁西北部队整编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椿一听说张维翰代理专员和游击司令,并在莘县张贴布告,火冒三丈,立即命令参谋长王金祥率领第二支队、第二十一支队约三千余人,向在莘县的第十支队发起“神速”进攻,在西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机枪营只得向城北撤退,撤到河店后,在接连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中,伤亡八十余人。为保存实力,鲁西北特委开会讨论,有的同志建议把机枪营调到泰西大峰山去。张维翰在会上坚决表示:“我们不能动摇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决心,若组织上调走机枪营,我也坚决不走,可以借卫河与敌人周旋。”特委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机枪营及第十支队仍留在冠、馆一带,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而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委任王金祥为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鲁西北的抗日部队就被分化瓦解了,如第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支队,投靠了王金祥,第十九和第二十七支队,投靠了齐子修,分别编成国民党的五个保安旅,还有的溃散回家或不知去向(如远地听命的民军第二路和第九支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也想趁机大捞一把,扩充自己的势力,派人给第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送来一张委任状:少将师长。张维翰一怒之下,当着牛连文、王化云、袁仲贤等战友的面,将鹿钟麟的委任状撕了个粉碎,并严词痛斥其卑鄙手段……此举一下子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气势汹汹,野心勃勃,在张秋镇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布置吴连杰部由临清往南,齐子修部从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部集中全力往北,王来贤则从第十支队的背后,四面进攻,妄图围歼第十支队,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挤出鲁西北。
  所幸民军第一路参谋长刘冠千从张秋镇开完会回来,在路过馆陶县城南面的万善时,被第十支队的哨兵拦住查问。刘冠千装腔作势地说:“我是第一路参谋长,公务在身,快送我过卫河!”他带着十几名随从,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想骗过哨兵回曲周东目寨。未料哨兵立即报告了第十支队驻万善的部队,由部队将刘冠千“护送”到了馆陶县城第十支队司令部。
  原先,范筑先麾下的鲁西北抗日武装,除35个支队外,还有民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三支部队。民军第一路,是由华北抗日义勇军收编而成。其司令王来贤系土匪出身,他最初在馆陶四区和曲周一带拉杆,很快发展起来,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至1938年初已编有七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手枪营。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争取帮助下,走上抗日道路。因王来贤号称万人,应区别于支队,经政治部建议,给以民军第一路番号,并委以王来贤中将司令,参谋长刘冠千和下属七个团不变。1938年11月,日寇进攻聊城,刘冠千带领第三团担任东关菜市、猪市、龙湾一带防务,临阵脱逃,和国民党配合,陷主帅范筑先于聊城。聊城失陷后,王
来贤投敌,当了馆陶伪军司令。因此,张维翰一见刘冠千,就警觉地问:“你从哪儿来?”他见刘冠千支支吾吾,神态反常,就知道他心中有鬼。当刘冠千说到有公事在身马上要回部队去时,张维翰为留下他问个究竟,就客气地说:“我晚上请客,给您洗尘。”
  张维翰没放刘冠千走,稳住他之后,随即与省委代表张霖之及袁仲贤、王幼平等第十支队领导成员紧急磋商,该如何处置他。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刘冠千在聊城不战而退,才使范筑先司令陷于死地,他罪该万死!聊城失陷后,第一路又是在他的煽动下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今天是给他算这两笔账的时候了,怎能放他走呢?于是,就决定在设宴时把他搞掉。
  宴会由张维翰亲自负责布置。酒过三巡,张维翰以举杯为记,上前敬酒的一位副官把刘冠千的两只胳膊往后一拧,下了他腰间的手枪。刘冠千惊慌地说:“干什么?不要误会,咱们都是范司令的人啊!”张维翰一听此话,气愤地质问他:“你为什么把范司令陷在城内?你临阵脱逃,带着部队溜回东目寨,该当何罪?现在该是跟你算总账的时候了!”刘冠千吓得魂不附体,还想继续狡辩,张维翰一声令下,让警卫人员将他押送到司令部后院的军法处审讯。军法处长王润槐夜审刘冠千,从刘冠千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国民党张秋镇会议决定围攻第十支队的罪恶阴谋。当天晚上,为洗雪鲁西北广大人民对刘冠千的仇恨,张维翰就下令把他拉出去处决了。
  就在国民党正准备围攻第十支队之时,八路军总部派陈赓同志率一一五师三三四旅六八八团下太行山,于12月14日进驻朝城北面的张鲁集地区。王金祥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吓得不敢动手,使他们围歼第十支队的阴谋计划破了产。陈赓同志到达鲁西北后,特委在馆陶县城内召开了紧急会议。陈赓代表上级对第十支队的工作作了指示,认为范筑先殉国后鲁西北的统战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国民党王金祥已经撕破了脸,今后,我党和国民党反动派将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局面,一旦八路军主力部队调离鲁西北,这些反动派仍会重整旗鼓围攻第十支队。其中,对第十支队威胁最大的就是王来贤的民军第一路(此时已投靠了国民党,编为二十二旅)。而他们正盘踞在曲周、东目寨一带,属冠、馆、邱抗日根据地心腹地区,截断了我军回冀南根据地的通道,如不歼灭它,就会使我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此,根据陈赓同志的指示精神,特委就决定六八八团和第十支队立即行动,先解决王来贤的民军第一路,以解除心腹之患。民军第一路虽经过整编,但没有打过仗,哪经得起八路军主力的打击?戴着第十支队臂章的六八八团指战员一冲进被团团包围的东目寨,就将其一、二团冲了个稀里哗啦,不是缴械投降,就是抱头鼠窜,整个儿散了营。歼灭民军第一路后,打通了鲁西北和冀南的联系,鲁西北的形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张维翰和陈赓将军也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西北特委考虑到第十支队的番号已不适应了,为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就提议改称筑先纵队。1939年1月,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第十支队改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于1月14日正式整编,由张维翰任司令员。从此,十支队就由原来的地方部队升格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1940年4月,筑先纵队与鲁西行署先遣纵队合并,合编为一二九师的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高厚良)。张维翰当了八路军的旅长,就得离开家南征北战去了,可三年来外出逃难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音信全无,生死不明。在此情况下,报请组织批准,他与一直爱慕着他的时在旅政治部油印股工作的范树瑜结了婚。回过头来想,假如不是范筑先在聊城危急时嘱咐范树瑜去冠县找第十支队,她此生就不可能与张维翰结成患难相依、荣辱与共四十年的革命伴侣了。因此也可以说,范筑先实际上是他们这对战地女因缘的牵线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筑先纵队整编为新八旅后,由鲁西转移到冀南地区活动,在张维翰英明、果敢的指挥下,转战于平汉路东、邢台、大名及卫河以西广大地区,为保障太行山与平原的通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先后参加了临西战役和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特别是1941年在冀南秋季攻势的一个半月的连续战斗中,创下连克肥乡、鸡泽等六个县城的战绩。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即最为艰苦的1942年与1943年,平均八九里地就有敌军的一个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敌我斗争一天比一天残酷。在大兵团不能活动的情况下,新八旅与冀南三分区合并,由张维翰任分区司令员,孔庆德任副司令员、王幼平任副政委。在斗争方式上,八路军官兵部换上了便衣,分散活动。开始以营为单位,后以连排为单位,联系县、区、乡,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英勇顽强地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扫荡”和“铁壁合围”,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成了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日前我见到了张维翰当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时的一张老照片,其装束打扮和精气神竟然几乎与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一模一样儿!我想,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李向阳式出生入死的游击健儿,不只是张维翰一个,而是有成千上万,他们本就是李向阳的生活原型。

  在延安,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米洛为他治好了病
  
  1943年10月,在敌后环境愈加残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张维翰也由冀南三分区到达延安,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二部16支队学习。随行的范树瑜因得妇科病先住在第三招待所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考入抗大学习。由此,张维翰和范树瑜在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思想进步最快的三年时光。
  刚到延安时,范树瑜住在第三招待所,离党校二部较远,她病重时,与张维翰互相照顾很不方便。范树瑜听人说一二九师有个留守处在中央党校二部对面,离的较近,张维翰就写了一封信,让她去找师长刘伯承。刘伯承接见范树瑜时很亲切,马上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她去找留守处政委杨白冰。范树瑜拿着刘伯承写的信去见杨白冰,杨白冰立即给了她一间房子,第二天,她就从第三招待所搬到了留守处。留守处院子虽不大,一排木平板房,总共住十几户人家和几名工作人员,但很安静,还有水、有电、有炉子,能烧火做饭,很方便。这十来户人家都有警卫员,时任四旅旅长的王近山还有炊事员。张维翰与陈锡联、邱会作等编在了一个党小组。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在门前开出一块地,种上了棉花和西红柿。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这段时间开始了自抗战以来最安定的学习生活。
  张维翰和范树瑜在延安不仅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且,范树瑜还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同一天,在延安
中央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位红军干部的爱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孩。接生的医生华飞那天特别高兴,说这两个孩子的出生赶上了抗战胜利、世界和平的好时光,就一个叫“胜利”、一个叫“和平”吧!未料那位老红军的爱人尚未出院,他丈夫就接到了派往东北前线任职的命令,已有两个孩子的她也必须与夫同行。情急之下,她只得将襁褓中的胜利留下,准备送给当地的老乡。范树瑜见她一副舍不得胜利的难受样子,就想到自己随张维翰来延安前寄养在老乡家的第二个孩子已下落不明时,同情地对她说:“与其把胜利送给素不相识的陕北老乡,还不如留给我来帮你带呢!”就这样,胜利从此就成了张维翰和范树瑜的养子,出院时,范树瑜左手抱着胜利,右手抱着和平,仿佛是自己生的一对龙凤胎,内心充满了喜悦。
  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八路军高级指战员都纷纷回部队,投入解放战争。朱德总司令考虑到张维翰在创建鲁西北根据地时与范筑先将军合作的成功经验,原想调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不巧他突然病了,未能赴任。病愈之后,几年未领兵打仗的张维翰也求战心切,急于回到冀南军区去。为了带走两个初生的婴儿,范树瑜委托华飞的丈夫胡用贤,到市场上去买回了一匹马、一头驴子,两只筐。临行前,胡用贤夫妇到留守处来看他们,给他们带来了两只活鸡、两套小孩子衣服及行军路上必备的各种药品,还搞来了一个马轿,想得十分周到。一只筐装一个孩子,分两边由驴子驮着,张维翰和范树瑜轮流骑马,就上路了。
  由于出了延安就是山路,范树瑜又得不时给两个孩子喂奶、换屎布,几天行军下来,还真够他们累的。范树瑜的奶刚够两个孩子吃,可屎布总不够用,不能及时给孩子换,加上尿布也粗,时间一长,孩子的屁股就有些烂了,心疼得范树瑜直掉眼泪。最令她焦急的是,刚走到绥德兵站,张维翰就病倒了。范树瑜找来分区医院刘院长,刘院长看后吓了一跳,说张维翰得的是心脏病,脉微,还便血,浑身无力。他们只得在兵站住下来,谁知一住就是好几周,病情一天天加重,连东西都不能吃了,人眼看就不行了。一天,张维翰从昏迷中醒来,颇为沮丧地对范树瑜说:“我不行了,回不去部队啦!看病得要钱,没钱不行,就马上想办法卖牲口吧!”没想到的是,请带队的营级干部韩金凤(抗大学员)去外地卖牲口,几天后两手空空回到兵站,说牲口被人坑骗走了,一分钱也没拿到。范树瑜急得实在没办法了,就给延安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发了一个电报。安子文回电同意他们速回延安治病,所欠款项由组织上来还。这时一二九师留守处的管理员王银河在去前方时路过兵站,见到范树瑜的困难处境,很是同情,说到前方见到刘伯承师长,一定请师长想办法帮张维翰司令治好了病再送回前方去。范树瑜马上就写了封信请他带给刘师长,随后给张维翰打一剂强心针,把他抬上担架,就动身返回延安。
  真是祸不单行,不仅警卫员陈玉来在行军途中发起了高烧,而且韩金凤也病了……范树瑜要照顾三个病人,还要带两个孩子,每天都累得她直不起腰来。虽说一回到延安,徐向前副师长把在柳树店的两个石窑洞就让给他们住,还给了些钱,但没人管吃饭,还要去医院找曾育生院长,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范树瑜真不知该如何安排是好,愁死人了。幸好西北药材庄的经理胡用贤闻讯赶来看望他们。和平已经六个月大,能认人了,范树瑜一狠心,就决定把她送给没孩子的胡用贤、华飞夫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范树瑜一边收拾和平的衣物,一边心酸得腿软手麻,直往肚里吞眼泪!她想到,自己已经在前方丢了两个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正赶上敌人扫荡,好好的一个宝宝,还没来得及取名,仅活一周就夭折了。第二个孩子秋平,丢在邱县北新头,至今杳无音信。胜利虽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但当初已向战友作了承诺,必须由自己亲手来把他抚养成人。和平是自己的亲骨肉,但为了能腾出手来照顾张维翰,让他早日治好病重返前方,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把女儿托付给可靠战友这条路可走了。
  范树瑜还真是能干,她翻山越岭,连过几道河赶到延安去找联防司令部解决供给问题。政治部张主任亲自接待她,二话没说,就批准供给,实报实销,并给他们配了一个手艺很不错的炊事员。她忙着回来把情况告诉张维翰,一下子驱散了终日笼罩在张维翰脸上的愁云,笑着夸她说:“你怎么办得这么顺利,又快又好解决了问题?!”
  没过两天,枣园来电话,要范树瑜去一趟。枣园是党中央所在地,她和张维翰猜了半天,也闹不清会是什么事,但中央来通知,她一定得去。从柳树店到枣园路很远,她头天晚上就让马夫早点把马备好,多给马加点料。第二天一早,范树瑜骑上马,一路快鞭赶到了枣园。接见她的是薄一波同志,说是刘伯承给他来了信,托他关照一下张维翰同志的病。薄一波同志待她十分热情,又是倒水,又是递毛巾,对她说:“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会解决的。”薄一波问完张维翰的病情之后,当即给了范树瑜100元钱(延安币),并留她一同吃午饭。令范树瑜喜出望外的是,一到饭堂门口,就见到了毛主席。原来这天是毛主席请前方回来的多位将军吃饭,正一一与他们亲切握手。她激动极了,赶忙上前与毛主席握手。她看得很真切,毛主席上着一件土毛线衣,下穿军装裤,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随后进饭堂的是陈赓和滕代远同志。陈赓将军很关心张维翰的病情,问能不能坐飞机回前方。范树瑜回答说:“不行。他起不了床,下不了地。”陈赓听后,凝神片刻后悄声告诉她:“最近从苏联派来了一位叫米洛的神经科专家,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米洛大夫带来了很多医疗器械和药品,看能否请他去给维翰同志看一下病?”……
  吃完饭,范树瑜就骑马赶回柳树店,兴奋地把上午遇见的情况一一讲给丈夫听。张维翰听后夸她说:“你真行,这么顺利地见到毛主席,还又给钱,又请吃饭!”为了早日病愈回前方,他就马上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让范树瑜亲自送到王家坪去。第二天范树瑜又骑马去延安,一到王家坪,接见她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说朱总司令不在,她就说千万早些将信交给朱老总。胡耀邦说:“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从前方初到延安时,她与胡耀邦曾打过交道,感到他待人热情,办事可靠,是个令她尊敬的领导干部。果然,第二天他就打来电话,说米洛大夫亲自来给维翰同志看病,通知曾院长和主治大夫黄延召做好准备。消息一传开,在此住院的好多病人都想请米洛大夫看病,曾院长向上一请示,说不行,朱老总只批示米洛给张维翰司令一人看病。米洛大夫来给张维翰看病后,开了药方,医院的主治大夫吓了一跳,药量很大,大都是镇定剂,还得到王家坪的西药房去取药。这取药的任务又由范树瑜来承当,每天一趟,风雨无阻。
  治疗了一段时间,张维翰康复得很快,能骑马了。这时,听说陈赓将军刚打了一个胜仗,他就给陈赓写了一封要枪、要牲口
的信,让陈玉来送去。几天后陈玉来果真就要了一支冲锋枪、一匹大马回来了。
  张维翰和范树瑜离开延安回前方,已是1946年年底了。张维翰虽是大病初愈,但回顾这在延安度过的三年时光,心里备感畅快,一是多次听毛主席及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报告,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二是在整风运动中,经过审干,组织上对他更加信任,推举他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加上他病倒之后,又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关怀,就更使他增添了回前方大展宏图,打几个漂亮仗的雄心壮志!
  
  “三反”中蒙受的不白之冤,使他直至盖棺方论定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云,确实,张维翰在离开延安后的命运变化,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刚回到前方时,他仍任分区司令员(此时冀南军区已将三分区改为九分区)。但是原三分区的老部队已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南下,新成立的三个团是由县大队改编而成。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他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亲自组织军事训练,通过官教兵、兵教兵、互教互学,迅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而在当时,国民党残匪王泽民、许铁荣等两千多人,正盘踞在四面环水的永年城负隅顽抗。此前,就因其地形险要,解放军野战部队未能将其攻下,致使这股残匪趁解放军野战部队南下之际,横行乡里,抓夫抽丁,骚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张维翰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之后,就是用他刚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三个团,在永年城外构筑工事,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准备瓮中捉鳖。永年之敌在粮草断绝的情攻下妄图突围后向安阳逃窜。张维翰下令按既定的战术,在运动中歼灭了这股残匪,一举解放了永年,拔掉了国民党军在冀南的最后一个据点。随后,他又率领部队,配合四野解放了安阳。就在九分区这支新组建的武装力量初试锋芒,首战告捷之际,因形势所需,改编成解放军第十四纵队向南开拔,打过长江去了。而身为司令员的张维翰却又被留在了燕赵大地,任命为邯郸军分区的首任司令员。
  说起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张维翰开初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为一纸命令下达,不是让他到邯郸军分区去上任,而是让他去招兵买马,创建邯郸军分区。眼看着往日平级的战友都纷纷当上了野战军的纵队或兵团司令挥师南下,他却单枪匹马留在后方当起了无仗可打的军分区司令,他不但没发牢骚,反而觉得是组织上给了他一个可以充分施展他聪明才智的好机会,便胆气十足地干了起来。当时,由于经费匮乏,连营房都无一间。而邯郸地区连年遭战争破坏,经济尚未复苏,人民支援前线的任务又很重,为了不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张维翰不仅带领军分区的干部盖房子、建操场,并发扬延安时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把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应用到军分区的创建工作上来。一是和华北炮兵联营豫北纱厂,二是办起了贸易货栈,三是搞了多种加工业,使军分区的创建资金迅速到位,促进了工作的全面展开,显现出生机勃勃的可喜景象。
  邯郸军分区创建完成,张维翰功不可没,也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开拓型的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鉴于此,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冀南军区参谋长。然而,由于邯郸地区突发了两起反动会道门叛乱,他因为要率军分区武装力量连续出击,坚决予以镇压,所以贻误了赴冀南军区上任的时机,仍留在了邯郸军分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1月,全国上下忽然搞起了来势迅猛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开展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中央还指定专人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每三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地“三反”进度。在此形势下,由于他与省军区个别领导关系不很融洽,靠“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创建起来的邯郸军分区被视为运动的重点部门,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内定的所谓“大老虎”,谣传他是邯郸地区的“四大家族”之一,抄了他的家不说,还断了他家的电,并将他与后来被判死刑的张子善、刘青山一起,集中关进了河北省军区招待所,隔离审查。
  祸不单行。就在张维翰接受审查不久,独立营赵营长突然来到他家看望范树瑜,对范树瑜说:“张司令真冤屈,应该上告。”范树瑜说:“我有孕在身,不能去。两个儿子又小,谁去上告呢?”赵营长说:“我可以去,但没有路费。”范树瑜把仅有的40(万)元钱(旧币,当时的一万元合如今的一元)给了赵营长。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赵营长拿着40(万)元钱去找军分区司令员“举报”,说“范树瑜拿40(万)元钱收买我,要我刺杀首长。”欲行刺军分区首长,岂不是罪大恶极?!范树瑜便立即被抓,押进了军法处的班房,比张维翰吃的苦头自然要大得多,更何况她还是个孕妇呢!
  张维翰这内定的“大老虎”被关在省军区招待所一年多才放出来。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结束,为维护组织上的面子,硬是在审查结论上给他罗织了三个问题: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纵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产经营上,擅自用19万发子弹换取粮食,再用粮食折合钱办厂建货栈,不请示、不汇报,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三,搞铺张浪费,共计970(万)元。并决定要开除他的党籍。
  张维翰当然不服,对这莫须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辩:其一,王傅原是他的二姐夫(后离异),解放初政府动员逃亡在外的地主回乡生产,路过邯郸时来找他,因他正要去保定参加省军区的会议,就交待军分区政治部对王傅的历史情况进行审查后,视情况而定,如有严重问题就交地方政府处理,如无问题则放其回家。经审查,王傅曾带领馆陶县八区民团数十人参加抗战,1940年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后,王傅编余回家后被组织选任为两面政权的村长,1942年逃亡他乡。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谓包庇历史反革命的问题。其二,冀南军区九分区撤销,编入十四纵队时什么也没有留,所谓19万发子弹不知从何而来?解放初地方粮开支权在地方政府,军分区根本无权开支,搞生产经营的经费都是经邯郸地委讨论通过的,他只不过是执行地委的决议。其三,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搞生活特殊化,任军分区司令员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报销970(万)元出差及办公费用,怎能说是铺张浪费?更何况当时是实行供给制,盖营房、建操场都是自筹经费,亲自动手带领大家干出来的呢!
  华北军区看了他的申诉书,认为河北军区对他做出的审查结论不属实,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河北省军区只得将对他处
分决定改为“党内撤销职务、行政降两级”。张维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总政干部部提出申诉。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对他说:“你的案子肯定是错案,但马上就纠正过来,恐怕有困难,只能过一些时间再说。你与其这么在京干等待,不如先去工作。”一年多不工作了,张维翰也确实憋屈得慌,急切地想回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工作岗位上去,而这时军委创办的军事体育学校正物色干部,考虑到他学生时代就爱好体育运动,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军全军运动会上得过总分第一名,就选派他去广州当了军体校的副校长。后军体校撤销,军委成立国防体育协会,他调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11月国防体协并入国家体委,他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直至1963年7月离职休养。在谈起张维翰“三反”运动后的经历时,他儿子张慕朝告诉我说:“到军体校当副校长,这是父亲一生中惟一的一个副职。1955年第一次授军衔时,他当年的好些下属都授了将军军衔,但见到他时主动向他敬礼,集体留影时执意让他这位只是大校的老首长坐在头排的中间位置。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他在‘三反’运动中所受的处分很冤枉,多次提议他去找找老战友,尽快能得以平反。可他总说:‘我自己问心无愧,就不去找别人的麻烦啦,免得人家受我的牵连!’”
  张维翰此话讲得确实有理。众所周知,从1952年的“三反”运动起,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每次运动都要制造出不少冤假错案。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谁有胆量去为某一个冤案平反?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想要平反的虽是个案,但很有可能上纲上线说你是要否定整个运动,岂不是罪莫大焉?谁敢如此轻举妄动?!因此,张维翰只能默默无闻地埋头做他的体育工作了,与军界越来越远。可他分明是1939年的八路军的旅级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名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连好些老战友都不知他哪儿去了。胜利的生父原在一二○师工作,与张维翰夫妇本不认识,延安中央医院一别,就再也没有见面,不知音信。建国后,他也已成为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直到有次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见到于笑虹将军(原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才打听到张维翰的下落。因此,直到胜利15岁时,张维翰、范树瑜才告诉他生父母的姓名。那年他已参军当了一年兵。因为他与弟弟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所以他得知自己并非张维翰夫妇亲生时并不惊讶。但此前他从未怀疑过,因为他与养父母感情很深。
  由此话题,我向张慕朝问起了和平的情况。他说,和平姐后来叫胡卡里,也少小当兵,一直生活在成都(养父胡用贤后来任国家中药材公司总经理)。建国后,我爸爸通过在四川工作的老战友许梦侠、鲁大东找到了她。她17岁那年,爸爸去成都看她,华飞阿姨取出当年在延安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告诉她本姓张,卡里听后抱着爸痛哭……从此,她和胜利一样,有了两个父亲和母亲。听他这么——说,我猛然想起京剧《红灯记》中铁梅的唱词“年龄十七不算小”和《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戏。这三家亲的特殊关系,不也是创作一台大戏的好素材吗?革命队伍中有多少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在延安时代,张维翰的职务和待遇很高,未想到临到晚年,他的境遇最凄凉。先是“文革”初期在被关押审查,挨批斗、遭毒打;受尽非人的折磨后,于1969年和老伴范树瑜一起,拖着病弱之躯,下放到晋东南山区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文革”后期,张维翰已入古稀之年,才得以在老部下的帮助下,离开干校到邯郸党校栖身养老。患癌症后,先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治疗,病情加重后回京就医,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不是军人的他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张维翰回京住院治病,作为知青下乡的三个女儿和其他亲友陆续回京来探望和照顾他,家里的两间小房根本住不开,是徐向前元帅向国家体委的军代表打了招呼,才腾出了天坛附近的两间房给他家住……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边以坚强的毅力,在“文革”初期所写的外调证明材料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长篇回忆录《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的写作。他说,他全面、系统地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一是为了告慰九泉下的烈士英灵,二是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使许多好同志、好战友再受诬陷和迫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他默念着范筑先将军当年在对抗日军民发表演讲时常引用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这两句诗,还嘱咐家人一定要根据他的口述,把这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修改补充好。直到1979年10月11日,在他弥留之际,他终身的革命伴侣范树瑜俯身贴耳告诉他“你的文章修改好了,你蒙受的冤案也平反了”时,他才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其实,在张维翰闭眼而去之前,他不断申诉了20年的冤案尚未得以平反。因此,当许多老战友在听到他的噩耗后都惊奇地问:“怎么他的冤案还没平反呢?”时任空军政委的高厚良当即打电话到北京军区找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徐深吉,刚巧徐将军在石家庄视察部队,高厚良将军就让张胜利带上张维翰生前所写的有关申诉材料,赶赴石家庄去找徐深吉将军。徐深吉看完张维翰的申诉材料,当着张胜利的面给河北军省军区打电话:“立即召集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我随后就到,参加你们会议。”就在这紧急召集的河北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对张维翰历史冤案进行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上报北京军区党委批准:“张维翰同志当时的所谓三项错误事实,不能构成错误,建议将张维翰的结论和处理全部撤销,予以改正。”
  采写张维翰冤案的平反经过,不禁使我联想到1972年初陈毅元帅逝世后的情景,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穿着睡衣临时决定去八宝山参加了陈老总的追悼会,并表态说“陈毅是个好同志”。有感于此,朱德同志为陈毅写下这样一首悼诗:“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张维翰的平反决定是在他的追悼会前几天(10月16日)做出的,因此,把朱老总“盖棺方论定”的诗句借用到张维翰的身上,也十分恰当。张维翰不仅在追悼会上享受到了应有的哀荣,而且还经胡耀邦同志的批准,追悼会的消息由新华社发通稿,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党和人民终于还张维翰一生以公正的高度评价,他若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于九泉了。
  (谨以此文纪念张维翰诞辰100周年) 聊城 (本文来自:聊城门户网 Lc365.net) 聊城二手房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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